试想中东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。
第一个独树一帜，经济生产力极强，人均 GDP 达 8 万美元，位居中东首位；坐拥顶尖高校与成熟高科技产业，民众虽观点各异，但普遍支持自由民主制度。
第二个却与周边邻国高度相似：大量人口失业，在岗者多从事低薪低技能工作；人均 GDP 仅 3.5 万美元，不足前者一半；民众宗教信仰浓厚、教育水平偏低，多数人漠视甚至反对自由价值观。
事实上，这两个 “国家” 同为以色列。尽管国民以犹太人为主，却深陷阶层割裂：一边是高学历、高收入群体，另一边是低学历、低收入群体。前者贡献全国绝大部分税收与财富，普遍反对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府；后者以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极端正统派、宗教民族主义者为主，在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中占据重要席位。
这道裂痕早已重创以色列社会，既是国内政治极度极化、政府频繁倒台的根源（过去 6 年举行 5 次大选），未来更将加剧犹太国家困境：高生产力自由派人口占比持续缩减，低生产力保守派人口不断扩张，税基逐步侵蚀，极右翼宗教势力持续掌权。对内，以色列或将愈发贫穷专制；对外，强硬姿态愈发凸显 —— 近期联合美国对伊朗开战、在加沙发动被西方多国认定为种族灭绝的军事行动、在约旦河西岸频繁暴力挑衅，皆是佐证。
长此以往，以色列或将愈发趋近地区宿敌伊朗。伊朗数十年反以强硬立场根植原教旨宗教意识形态，如今以色列右翼政府亦深陷救世主式政治执念，迫切渴望全面对伊开战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支持，终使其如愿以偿。
生产力鸿沟：科技精英与底层群体的极端分化
以色列社会族群多元、利益各异，核心矛盾集中于两大群体：
其一为高科技从业者，仅占全国劳动力 10%，却贡献近 20% GDP—— 科技产业生产力远超其他经济领域两倍以上，依托优质人才、深度全球市场融合、完善科研网络，包揽以色列近半数服务业出口、四分之一政府税收，是国家财政韧性与对外抗风险的核心支柱。
另一端是极端正统派群体：男性就业率仅 54%，在岗者多从事低技能工作，薪资仅为非正统犹太男性一半；女性就业率 81%（与非正统犹太女性持平），但薪资低三成，多为低技能兼职。约三分之一极端正统派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远超其他犹太家庭 14% 的贫困比例。
困境源于个人选择与制度壁垒双重叠加：极端正统派男性大多免服兵役，错失融入劳动力市场、凝聚社会共识的关键契机；教育体系与世隔绝，偏重宗教研习，摒弃数理、科学、英语等核心学科，大量青年要么终身研学宗教，要么沦为边缘就业群体。女性背负养家重担，兼顾大家庭琐事与兼职工作；家庭收入微薄、几乎零纳税，高度依赖公共福利及欧美正统派社群资助。
以色列经济割裂与政治极化深度绑定。
低生产力困境并非极端正统派独有：占人口 20% 的阿拉伯少数族裔，同样大多从事低薪工作。与前者不同，阿拉伯裔并非因自身选择脱离高端经济领域，而是长期遭遇系统性歧视、基建投入匮乏，难以获得优质教育与高技能岗位，无缘平等就业机会。
人口结构走势加剧危机：极端正统派人口占比约 14%，生育率高达 6.5（世俗犹太女性仅 2、宗教犹太女性 3.7）。按此趋势，2040 年代中期其人口占比将超五分之一，2060 年代逼近三分之一。
届时以色列难以维持高人均 GDP：萎缩的高生产力群体，无力长期供养激增的低生产力人口。政府财政将不堪教育、医疗、基建、国防等公共开支，资本与人才大量外流已成必然。
危机已然显现：2023 至 2024 年，约 10 万以色列人移民海外，多为医疗、工程、学术、科技领域高端人才。历史教训警示，人才流失难以逆转（希腊 2010 年代债务危机流失近 5% 人口，多数未回流）。人才外迁进一步侵蚀税基，政府被迫加税留人，恶性循环随之开启；信用评级下调、借贷成本飙升，最终陷入投资锐减、增速放缓、民生衰退的死局。
分裂之国：经济裂痕催生民主倒退
以色列高生产力群体普遍拥护自由民主制度，支持独立司法、媒体自由、权力制衡；低生产力群体愈发倾向削弱民主制衡的政党势力。
极端正统派政党与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政党天然结盟，后者人口占比约 15%，经济实力优于前者，主张以拉比宗教法庭取代世俗民事司法、削弱司法审查权、扩张约旦河西岸控制权。双方诉求虽有差异 —— 极端正统派侧重巩固免兵役特权、扩大福利补贴、保留宗教教育体系，但均乐见民主制度弱化、权力集中化。
内塔尼亚胡正是两大势力的纽带：深耕双方领袖人脉，极力推动各自政治诉求。现执政联盟囊括两个极端正统派政党、两个由激进人物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。
自 2023 年 1 月起，联盟系统性冲击司法体系、削弱行政权力制衡、挪用财政资源偏袒支持者，蓄意颠覆以色列宪政平衡。若不及时转向，以色列终将贫穷、失序、愈发不民主。
此举引发温和派、自由派持续街头抗议，民众坚韧抗争暂缓多项法案落地，却难阻大势难逆：政府持续掏空民主机构、强行推进争议法案；即便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袭击惨案爆发（事发于内塔尼亚胡执政期），亦未打断其议程。惨案初期总理民望暴跌，却借机煽动民众恐惧怒火、发动加沙战争巩固权力；同时妥协激进盟友诉求、顶着财政压力大额补贴极端正统派，勉强维系执政联盟。
近期抗议热度消退，政府加速出台侵蚀民主、偏袒联盟政党的法案，宪政危机迫在眉睫：内阁部长、议会议长打破惯例，不再邀请最高法院院长出席国家重大活动，甚至拒绝承诺遵守最高法裁决。更危险的是，政府提交法案重组总检察长（政府法律顾问）职权，拆分权责、改为纯政治任命，彻底剥夺司法独立性 —— 法案若通过，将击穿抵御民主倒退的最后防线，坐实三年来民主空心化恶果。
学术研究表明，以色列选民投票优先依附族群身份，而非政策优劣：族群忠诚、地位分歧远超经济考量。即便民生持续恶化，民族主义、宗教政党支持率依旧稳固。
前路凶险：或重蹈伊朗覆辙，深陷穷兵黩武
以色列未来黯淡无光：若不改弦更张，终将贫穷、分裂、愈发不民主，甚至走向穷兵黩武。经济衰退之际，民族主义政客或将煽动对外强硬政策，借对外矛盾凝聚国内民心。
内塔尼亚胡正借机炒作对伊持续冲突，巩固执政联盟大选优势：若民望回升，最早 6 月提前大选；若支持率低迷，或将宣布紧急状态推迟选举。典型民粹政权以战争续命、搅动地区动荡的套路。
伊朗过往轨迹足以警示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伊以人均 GDP 差距不大；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，伊朗沦为政教合一国家，科研资源、公共财政尽数倾斜军事、压制民权、废除世俗司法，经济长期停滞衰退。如今伊朗人均 GDP 仅为以色列十分之一，宗教威权低效政权却存续 47 年。讽刺的是，以色列正踏上同款老路。
犹太国家仍存一线生机：大规模抗议运动印证民间社会活力强劲，民众具备非选举渠道抗争力量，是抵御经济停滞、民主滑坡的重要屏障。科技商界精英若全力动员、全球犹太社群及自由派国家鼎力相助，或能暂缓颓势。但毋庸置疑，以色列前路注定坎坷难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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